细究中山大学的历史,较之清华、北大,或许更能反映近代以来中国在教育领域的艰辛探索。

说起中山大学,一般人的印象大概只限于如今位于广州的那所著名的985高校。略知其历史的,还可知其前身是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后为纪念孙中山而改为现名。关心其发展的,一定熟知其校园风景优美、建筑典雅,曾多次被评为“中国最美高校”。至于广大学子,则关心其“985”“双一流”的实力与名声,不少人默默将其作为求学的目标。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如今这所中山大学并非历史上唯一的“中山大学”,它和当年孙中山创办的学校有不少出入。从1888年的“格致书院”,到今天的“中山大学”,这中间百余年的发展,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近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细究中山大学的历史,较之清华、北大,或许更能反映近代以来中国在教育领域的艰辛探索。

中国正式的高等教育起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变法中创建的京师大学堂是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第一所真正的大学。但在京师大学堂之前,中国的土地上已经出现了不少近似大学的机构,大多冠以“学堂”之名,不少学堂就是今日大学的前身。这样的学堂主要分为三类:官办、民办和外办。

官办的新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在咸丰即位之初,后来的洋务重臣曾国藩就曾在《应诏陈言疏》一折中提出“中外迭用以练其才”,并提出“转移、培养、考察”三法,作为培养新式人才的标准。在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亲手创办了“北洋西学学堂”,即今日天津大学的前身;奕䜣督办的京师同文馆、左宗棠创建的福州船政学堂、李鸿章创办的军医学堂,都是中国相关领域中最早的专科学校。至于民办学堂,由于彼时“得风气之先”的主要还是统治阶层的官员,因此这些学堂名为“民办”,实际也多是由官员士绅创办,只是不归朝廷管辖,其中的代表有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后演变为武汉大学)。

而“外办”的新式学堂,则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独特景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诸多权益,其中之一便是获得了传教的权利。在侵略中国的同时,大批西方传教士、教会成员进入中国,开始在中国开设学校、推行西式教育。无论其目的如何,都确实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例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创办的山西大学堂、英美基督教联合会创办的燕京大学、罗马教廷创办的辅仁大学,都是我国近代的名校。

中山大学的前身之一格致书院,也正是这段历史的物证和代表。这所书院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1888年创办于广州,是19世纪著名的外办私立教会学校。1907年,格致书院改为私立岭南大学,此后校址几经变迁,先后在广州、澳门、康乐设校,1937年因战火迁至香港,又于1945年迁回康乐。1952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成为今天中大的一部分。

中山大学的另一支流,便是辛亥革命先驱孙中山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1912年民国成立后,中国的教育摆脱了晚清时期由官府、教士主导的局面,以革命派和知识分子为主的进步人士开始了在教育领域的独特探索,这其中就包括辛亥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在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先后失败后,孙中山意识到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性,先后亲手创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尚武”的黄埔军校,一所便是“尚文”的国立广东大学。

1924年,孙中山委托邹鲁在在广州接管农业专门学校、法科大学,在此基础上整合筹备广东大学;当年6月,广东大学正式成立,孙中山委托胡汉民宣读了他亲自起草的训词:“学海汪洋,毓仁作圣,大学毕业,此其发轫。植基既固,建业立名,登峰造极,有志竟成。为社会福,为邦家光,勖哉诸君,努力自强”,这与孙中山在黄埔军校“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的训词相辅相成,代表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后来人的期望。1926年,为纪念亡故的孙中山,国立广东大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至此正式成立。而此时同在广州的岭南大学,也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承继了这一校名。

可以说,胎儿时期的中山大学,是由晚清时期的外国人士和民国初期的革命先驱共同孕育的,而这两者,也正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源头。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受托主导教育改革。曾多次赴法学习、考察的蔡元培对法国教育制度心向神往,认为“中国与法国,在欧洲各国中,有特别关系。” “法人之思想自由甲于世界,既无崇拜官僚之风,尤少迷信宗教之迹,不尚繁文,最富美感,勤俭而善居积,与吾侪同”。法国教育体制是政府垄断、国家本体,同时又保留独立自由之学风,这与民国初期教育界的风气及蔡元培个人的理念不谋而合。

因此,在1927年6月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5次政治会议上,蔡元培提议仿照法国推行大学区制,其核心便是在各学区设立由大学院直管的中山大学,取代原本的教育部、教育厅建制,作为兼教育与行政于一体的机关。为此,蔡元培亲自草拟了大学院组织大纲,提出:“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委员会由各学区中山大学校长、本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及本院院长所选聘之国内专门学者五至七人组成,以院长为委员长;此外还设有秘书处、教育行政处、中央研究院,以及拟设劳动大学、图书馆、博物院、美术馆、观象台等国立学术机构。”

这一提案获得通过,蔡元培随即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并依照章程在各地设立中山大学,原本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则改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中山大学”可谓在全国遍地开花:1926年12月,湖北大学区内的国立武昌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等合并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1927年7月设江苏为第四学区,省内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等九所学校合并,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8月,浙江学区内的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中州大学(原河南留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改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

然而不到两年时间,蔡元培的计划还未完全贯彻,遍地开花的“中山大学”还没来得及结果,“大学区制”这一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便在基层的反对声中半途夭折了。1928年6月,中央大学区的多所中学因大学区制偏重大学教育导致经费分配不公而联名抗议;同时,在河北大学区的筹划过程中,因北京大学被划归北平大学(筹备中的“第六中山大学”)而引起北大学生不满,进而导致北平各高校学潮迭起。此外,在高层,经亨颐等人联名提案恢复教育部,并提出大学区制的五个弊端:(1)官制不统一;(2)大学院制其精神为人才集中,程度提高,但与普及教育本旨不合;(3)学术与教育是两项事,大学非教育,教育行政机关不是专管学术;(4)大学制本是试行,据目前试验之结果,可谓专注重学术,忽视教育;(5)小学迁就大学,国民经济能力不足,初小教育基础落空,与儿童本位之旨大相违背。

在群起的反对声中,国民政府只得在1928年10月下令取消大学院,改设教育部,又在1929年7月决议停止大学区制改革,前后历时不足三年的“大学区制”宣告失败,各所“中山大学”也都相继恢复原校。虽然这一尝试很快失败,但对于改革教育机构官僚化习气之弊、争取教育独立也有着积极意义。

除了中国本土的中山大学外,在距广州七千余公里外的莫斯科,在距今近百年前的1925年,也悄然建起一座以孙中山命名的学校,这所学校全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它不仅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晶,也是中苏友谊的见证,还培养了、蒋经国、王明等一批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人物,堪称对中国影响最深的外国学校。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1924年,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全体员以私人名义加入,国共第一次合作由此开始,苏联开始以枪炮、经费援助中国革命。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为了纪念孙中山,同时也为了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下,苏联领导集团决定在莫斯科创建一所学校,以理论培养中国青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应运而生。1925年11月,国共两党在广州、上海等地区公开选拔学生,考题仅有一篇作文:《什么是国民革命》。此外,莫斯科中大的学制仅为两年,且不分科系,可见其从一开始便带有极强的目的性。

然而,由于国内国际形势风云多变,莫斯科中山大学在有限的时间内也是命途多舛,通过考试选拔的学员只有1925、1926年两届。1926年“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停止向苏联派遣学生,中国由于转向地下,也不再能公开招考学生,只派遣了一批员和共青团员赴俄。1927年以后,莫斯科中大在生源上青黄不接,再加上苏联国内清洗托派的影响,终于在1930年宣布停办,前后存在了不足五年的时间。

但尽管如此,莫斯科中大仍承载了国共合作的历史记忆,见证了中国“革命教育”这一独特的教育领域,既是中国历史的旁观者,也是亲身参与者。yb体育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主要经历过两次大的变动,一次是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一次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改建、合并。其中院系调整是学习苏联的结果,本是为适应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快速要求,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改造、取消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旧时的岭南大学因此被裁撤,并入中大,成为今天中大的一部分;二是增强大学的专门性,以专门学校取代综合大学。这一过程为许多学校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其中既有南京大学、交通大学等调整过后元气仍存的学校,也有河南大学这样拆分后一蹶不振的大学。在这一过程中,中山大学原有的医学院拆为华南医学院,财经、政法、语言等系都调整到北京大学,剩下的院系与岭南大学合并,成为今天中山大学的主体。1981年,中山大学成为首批有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单位;1985年,原本由中山大学拆出的中山医学院改为中山医科大学;1988年,原本并入中山的岭南大学升格为“岭南(大学)学院”。

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无论是晚清的学制之争,民国的政、教关系之争,还是建国后的培养专才与培养通才之争,实质上都是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与保留本土特色的争论。事实证明,只有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走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才能推动中国教育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活力。中山大学的发展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等教育改革依然在进行中,如何办学、治校、育人,以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要认真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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